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这一英明决断和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为新生共和国铸就了坚实的核盾牌，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的安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增加了新的战略支点，对国际战略格局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牵引国家全面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那段令人难忘的奋斗历程，蕴含着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两弹一星”工程的组织管理者们，以先进的思想理念、强烈的创新精神、科学的方式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摸索积累起的一系列先进组织管理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对于新形势下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建设、推进科技加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吃透上情、准确把握、坚决贯彻，用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部署统一意志行动、凝聚智慧力量。合格的组织管理者，必定是上级决策指示的深刻理解者、忠诚拥护者、坚定推动者和创造性落实者，其首要职责是把决策层的战略意图领悟深透，并及时转化为明确的目标任务、方针原则和思路对策，为事团队指明方向、注入动力。在这方面，“两弹一星”的组织管理者们堪称楷模。1956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聂荣臻元帅组织领导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时间深入论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张爱萍同志积极协助聂帅，主持制定了国防科技发展规划，将原子能等“五朵金花”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发展“两弹一星”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有力指导。60年代初，面对苏联断绝援助、三年自然灾害给原子弹研制带来的巨大困难，聂荣臻、贺龙、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深刻领会、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原子弹不能下马、自力更生研制等重要指示，组织力量反复研究，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工作方针，明确了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等重大攻关项目，并提出了成立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专委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开展全国大协作大会战等建议。周总理亲任主任的十五人中央专委成立后，坚决落实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各项指示要求，在任务规划计划、协作攻关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科研生产试验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为“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实践证明，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管理者们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准确把握和坚决贯彻，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就不可能有“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新科技革命发展势头异常迅猛，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导作用更加凸显，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把我国早日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近年来，党中央相继制定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明确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工程建设任务，目前又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下一个五年期间一批新的重大工程又将上马。要圆满完成如此艰巨繁重的任务，最大限度地统一意志行动、凝聚智慧力量是根本前提和保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组织管理者的优良传统，带头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高度自觉、不折不扣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朝着正确方向，同心同德拼搏，勇攀科技高峰，为高标准完成各项重大科技工程、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系统筹划、并行推进、重点突破，用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特征的管理模式规范工程建设、促进科学发展。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大会上指出：“我国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的经验之一是，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从“两弹一星”组织管理模式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特色与现代特征完善结合的佳作。一是立足国情闯新路。“两弹一星”是一项配套系列工程和庞大系统工程，技术非常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综合性强，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部门多、要素全。工程启动之初，我国的工业基础、科技水平、人才素质、经济条件都十分薄弱，特别是在不少关键材料、技术、设备上还是一片空白，苏联虽然给了我们一些必要援助，但对我封卡、要挟等问题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管理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单单加强哪个方面的建设，仅仅依靠哪个部门的努力，一味指望外援帮助和生搬硬套外国模式，片面强调自主研发和按部就班，都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原理、兼容并包、立体多元、充满活力、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新路子，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激活一切需要激活的要素，并以关键技术和项目的重点突破带动各项建设的协调发展，从整体上推进“两弹一星”工程健康顺利发展。二是科学统筹巧布局。注意正确处理需求与可能、宏观与微观、重点与一般、内因与外因、渐进与跨越等重大关系，对工程建设进行系统谋划、科学布局。比如，在整体规划上，对近中远、研产用、人财物等进行全面考量，全面部署，分工负责，全程跟踪，狠抓落实。在工作指导上，相继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等方针原则；在指挥体系上，建立完善了总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总指挥系统“两条指挥线”制度；在力量整合上，强调科研、生产和使用单位，科技人员、工人和领导干部两个“三结合”，组织开展了全国大协作、集智大攻关。三是扎实推进结硕果。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明确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有条不紊，聚焦聚力，扎实推进，务求必成，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突破了一道道艰难险阻，实现了成功发射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连续跨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沿着历史的轨迹，把目光拉近到今天，我国正在和即将实施的重大科技工程建设，有不少是世界前沿课题，与“两弹一星”相比，技术更加复杂，精密度要求更高，运用科学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进行组织管理尤为迫切和重要。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努力统筹好目标体系、学科体系、人才体系、条件体系、制度体系建设等重大关系，统筹好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科技资源和科技创新活动，力争在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制约我国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的薄弱环节、限制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确保重大科技工程的圆满完成，带动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着眼长远、预先研究、超前储备，用战略远见和前瞻思维牵引持续跨越、谋求主动作为。预想、预研、预储，是系统工程和并行工程理论的重要内容与内在要求，也是“两弹一星”组织管理工作的一大亮点和成功之笔。一是提前确立后续发展目标。早在1965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周总理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立即指示要抓紧“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的研制，同时把“两弹结合”试验作为下一步工作重点，并要求对核武器发展作出全面规划。二是提前启动新技术新装备研究。聂荣臻元帅反复强调：“科研单位没有预先研究、没有技术储备是不行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工产品的型号，无论在国外国内，改进更新都很快，不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他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口号，要求科研部门至少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种是在探索研究的，一种是正在设计和试制的，一种是定型后要小批生产的。从实际工作看，前瞻性和主动性也体现得比较强，比如，在党中央正式作出研制原子弹决定之前，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做了大量预先研究论证工作；在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同时，氢弹研究就已经夜以继日地展开了。三是提前吸纳和培养优秀人才。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累计号召和争取了在海外工作的1536名知识分子回国。借苏联前期援助的契机，通过送训与跟研相结合组织技术骨干学习取经，为尽快具备自主研发能力打下了良好基础。组建新院校，开设新专业，超前培养新型人才，较好地适应了新兴学科发展和新技术开发运用的需求。回想一下当年的情景，不难发现：“两弹一星”工程为什么能够在苏联停止援助后，迅速渡过了转折期，坚定而又高效地走好自力更生研发之路？为什么能够形成各个环节有序衔接、各种型号递次推进、研制生产一浪高过一浪的良好局面？为什么能够呈现出快速发展、持续跨越、捷报频传的强劲势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了在项目任务上超前设计，在新技术、新设备、新型号上预先探索，在新型人才队伍上提前储备，大大增强了工作的计划性、目的性和连续性。这条成功经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综观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在重大科技工程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多，面临的新考验新挑战前所未有，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国际视野、思维理念、关键技术、高端人才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更需要不断强化“立以预成”的意识，自觉摒弃短视思想、克服短期行为、防止被动应付。要善于登高望远，敏锐洞察大势，密切跟踪前沿，前瞻谋划未来，主动求新作为。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确保重大科技工程建设的高质量，在愈演愈烈的科技竞争中赢得先机、掌握主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用科学精神和真诚服务汇集精英贤才、激发创新活力。激发创新活力“两弹一星”的组织管理者们始终把人才作为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予以高度重视，坚持在选拔、培养、使用上采取超常举措，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全面关心支持，形成了群贤毕至、各展其长的浓厚氛围。一是积极发现和引进人才。周总理千方百计号召并精心安排海外知识分子回国，亲自出面与外国政府交涉，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了钱学森等一批高知名度的科学家回国领衔担纲。聂荣臻元帅亲自筹划，从早期留苏毕业生和全国解放后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调进科研系统。各级领导都坚持从大局出发，全力支持科研和试验单位点将调兵。二是真心关怀和爱护人才。聂荣臻元帅多次公开表明：“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他主持制定的科研工作十四条，充分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他亲自出面给各军区打电话“化缘”，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生活保障，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文革期间，周总理、聂帅、张爱萍等领导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大批科技人才免受迫害，为“两弹一星”保存了“革命火种”。三是充分信任和使用人才。聂帅明确指示各级干部：“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听科技人员的”。张爱萍将军在长期组织领导科研攻关和试验发射过程中，非常注重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建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决策。他还提出了“荐贤、让贤、不妒贤、不避嫌”的原则要求，并身体力行、不拘一格地把一批优秀干部提拔使用到重要领导岗位。四是支持人才大胆尝试和创新。邓小平同志鼓励原子弹研制和试验人员“大胆放手地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坏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使大家倍受鼓舞和鞭策。一次在发射基地进行导弹飞行试验时，为了增大导弹射程，年轻中尉王永志提出了“泄出适量推进剂以减少弹体重量、增加火箭射程”的大胆设想。对这样一个有悖常理，而且引起总师和部分老专家质疑反对的办法，现场总指挥张爱萍组织专家组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果断拍板，予以采纳，试验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实践证明，正是这些正确的识人、纳人、育人、用人理念和举措，打造了高素质的人才方阵，托起了“两弹一星”的腾飞。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不断加速，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竞争。随着党中央大力推行人才强国战略工程，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业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人才选拔任用机制还不够科学完善，少数领导干部凭个人好恶选人用人、对个性化人才吹毛求疵、对本事高于自己的人才忌贤妒能等不良现象依然存在，必须下大力认真加以解决。我们一定要站在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高度，进一步升华思想认识，自觉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以更加宽广的胸襟、更加开阔的思路、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政策、更加完善的机制，努力开创人才群体不断壮大、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崭新局面，为加强重大科技工程建设、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严谨细致、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用扎实的作风和模范行动推动工作实践、感召群众奉献。这是“两弹一星”组织管理者们鲜明的领导特色和能力体现。一是“严”字当头。始终把“质量第一”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对科研、生产、试验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相继提出了“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的“三高”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建立健全了严密组织指挥、严格技术规范、严守研制程序、严明岗位责任等质量保障体系，并一以贯之抓好落实，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大力提倡和形成了严肃、严格、严密的良好风气。二是“实”字为重。始终强调必须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遵循规律，说真话，报实情，干实事。为抵制和消除“大跃进运动”虚浮冒进之风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专委及时提出了“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科研工作16字原则。张爱萍等领导同志认真贯彻周总理关于从理论设计、制造到装配、试验全过程，要“一杆子插到底”，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的指示要求，经常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跟踪检查、指导把关、组织指挥。特别是重大试验发射任务前，坚持现场听取专家意见，一个工序一个工序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及时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为大家树立了高度负责、真抓实干的榜样。三是“敢”于较真。聂荣臻元帅反复倡导大家要养成敢想、敢说、敢干的“三敢”风格。各级领导在实际工作中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一些严重影响和制约“两弹一星”发展的症结性问题，决不手软，坚决纠治。比如，针对试验基地领导作风不实、组织体制不合理、管理秩序混乱、生活保障不力等问题“大动干戈”；把国防科委四个研究院同对口的工业部合并，从体制机制这个“根子”上实现了研究、试制和生产“三位一体”；“三抓”时期对相关科研单位“大刀阔斧”进行拨乱反正，着力解决组织领导不力、派性争斗严重、工作秩序混乱问题。上述实事，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结论和启示，那就是：组织管理者们严谨务实、敢当敢为的作风，对于指导重大科技工程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对于感召群众勤奋敬业、无私奉献、精益求精、顽强拼搏，永远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领导干部作风问题，是事关事业兴衰成败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此历来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又明确提出了“四个大兴”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深刻领悟，坚决贯彻。要始终把立党、兴国、富民、强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端正工作指导，强化群众观念，弘扬务实精神，自觉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好人主义等不良现象，切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为党和国家聚精会神干事创业上，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造福上。只有切实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讲，在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建设和创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尽到了领导干部应尽的职责，履行了领导干部神圣的使命。

李殿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政委、中将、教授。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农委委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战略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二战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子国际研究会顾问、中国墨子学会顾问。主编《跨世纪的旋律》、《文图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聚焦》、《风驰虎越一江山》、《孙子兵法通论》，有作品《军旅中的思考》、《墨子与军事》、《兵家之主——孙子》、《纸烁真情》、《实践与思考》、《孙子兵法谋略新解》。

来  源：楹联艺术

编  辑：潘刚坚梅朵

审  核：罗   云

监  制：喇海青